行業(yè)新聞

黃大年：用生命研究探測工作鑄就探地利器

前不久，年僅58歲的“千人計劃”專家、吉林大學教授黃大年病逝。近日，記者走進地質宮，從黃大年教授的領導、同事、朋友、學生們的講述中，教授“黃大年”逐漸清晰起來——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中國人、不可多得的戰(zhàn)略科學家、視科研如生命的科研人員、把學生當成孩子的老師。

黃大年教授

　　夢想：讓中國地球物理勘探儀器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如果黃大年能看到近日那條“我國‘深地’探測有了國產核心裝備”的新聞，他一定會發(fā)一條歡欣鼓舞的朋友圈吧。從他17歲做一名地質隊員到成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領域享譽世界的科學家，這就是他心心念念牽掛的事業(yè)。

　　參與“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專項”是他回國后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擔任專項第9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的負責人。

　　搞清楚地球深部的秘密，是人類一直以來不斷探索研究的重大課題，這不僅是科研人員的夢想，也是國家的戰(zhàn)略需求，地球深部探測計劃就是找到開啟“地球之門”的鑰匙。2009年4月22日第四十個“世界地球日”當天，我國正式啟動“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專項”。

　　向地球深部進軍，迫切需要高精度探測儀器裝備。此前，我國地球物理的儀器主要依賴進口，但國外高精度的儀器對我國是封鎖的。

　　“如果說我們是‘小米加步槍’的部隊，人家就是有導彈的部隊。”黃大年生前接受采訪時曾這樣說道。他深知,這是國家發(fā)展無法回避與繞開的話題，必須突破發(fā)達國家的裝備與技術封鎖。

　　2009年底，闊別祖國17年之久的黃大年，放棄英國國籍，說服妻子賣掉經營多年的兩家診所，“逃離”了英國，“必須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變主意”。

　　是的，如今我們可以用“毅然回國”這個很常見的詞來形容他當時的決定，誰又能理解他的難以割舍——擔任劍橋ARKeX地球物理公司研發(fā)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帶領著一支包括外國院士在內的300人團隊，從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動平臺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場探測技術工作；精英階層的高配生活……如果說這些尚能果斷割舍的話，那么英國同事們含淚的擁抱、妻子賣掉診所后的痛哭、獨在異鄉(xiāng)的女兒，著實是他離開的最大牽絆。

　　但沒有什么比祖國的召喚更激動人心。他回來了。

　　當年吉林大學的優(yōu)秀青年教師黃大年已經成為一個頂尖科學家。他帶領團隊用5年時間完成“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5年前我們是跟跑，到了今年(2016年)，進入并跑階段，部分達到領跑，專家評價是總體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對于成果，黃大年一向很自信。

　　讓他驕傲的成績單包括：地面電磁探測系統(tǒng)工程樣機研制取得顯著成果，為產業(yè)化和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基礎。

　　固定翼無人機航磁探測系統(tǒng)工程樣機研制成功，填補了國內無人機大面積探測的技術空白；

　　國內首臺萬米大陸科學鉆探鉆機“地殼一號”在大慶油田投入工作，我國成為繼俄羅斯和德國之后第三個擁有這項裝備和技術的國家。

　　建成首個國家“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野外實驗與示范基地”，為規(guī)范管理儀器裝備研發(fā)和引進程序提供了驗證基地。

　　這些成果為實施國家地球探測計劃積累了人才和技術經驗，全面提高了我國在地球深部探測重型裝備方面的自主研發(fā)能力，加速了我國地球深部探測進程。

　　除了這些和當年學習、工作時同樣出類拔萃的成績，黃大年昔日的同學和領導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多年沉浸在劍橋提倡包容、鼓勵發(fā)散思維的氛圍，養(yǎng)成了他更大的格局和視野，“黃大年是一個戰(zhàn)略科學家”。這幾乎是所有相識的人給出的評價。

　　說他是戰(zhàn)略科學家，是因為他放眼未來，滿足國家所需。翻看黃大年的名片，上面的頭銜是“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fā)中心主任”。這個中心正是他回國后力推成立的。

　　在所有航空物探儀器中，最關鍵的是航空重力梯度儀，它歷來是探測裝備領域的制高點之一。它可以反映地下密度突變引起的重力異常中的變化，探測精度非常高，可以探測出海面下幾百米深度內，一輛卡車大小的目標，并且效率也很高，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完成傳統(tǒng)方法幾個月的工作量，這種裝備對資源探測和國土安全意義重大。

　　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fā)中心，就是要以航空重力梯度儀為核心，建立立體的探測系統(tǒng)，“千人計劃”專家王獻昌說，黃大年關注未來幾十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領域要達到的目標——巡天探地潛海，向深地深海深空進軍。

　　如今，我國自主研發(fā)的航空重力梯度儀已完成原理樣機制備，“十三五”期間將搭載在飛機或船上進行測試。

　　說他是戰(zhàn)略科學家，因為他能跳出一己、一團隊、一校之利，站在國家戰(zhàn)略層面考慮問題。服從于國家需要，站在國際前沿上去思考問題，把所統(tǒng)領的領域集成和提高到國家需求、國際領先的高度。

　　說他是戰(zhàn)略科學家，是因為他能跳出專業(yè)所限，暢想交叉帶來的無限可能?；貒鴥H半年多,黃大年就統(tǒng)籌各方力量,繪就一幅宏大的新興交叉學科藍圖。

　　在他的感召下,王獻昌、馬芳武、崔軍紅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較高知名度的“千人計劃”專家紛紛加入,2016年9月,一個輻射地學部、醫(y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qū)初步形成,黃大年擔任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首任部長。

　　“大年的這個戰(zhàn)略設想涉及衛(wèi)星通訊、汽車設計、大數(shù)據(jù)交流、機器人研發(fā)等領域的科研,可在傳統(tǒng)學科基礎上衍生出新的方向,有望帶動上千億元的產業(yè)項目。”現(xiàn)任吉林大學交叉學部副部長的“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說。

　　執(zhí)念：不浪費一分一秒

　　2016年12月13日，手術前夜，黃大年謝絕了所有人的來訪。難得獨處的一晚，過去幾十年像電影鏡頭一樣閃過。到了“大戰(zhàn)”前夕，他才真正意識到，“事業(yè)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樣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差不多所有人，包括護士都說，他沒有一絲緊張，一直樂呵呵樂觀面對手術。但那不過是怕大家擔心的偽裝。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那里，他才會袒露自己的脆弱。

　　他撥通大學同學和好兄弟、中國地質科學院前黨委書記王小烈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說，我這手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小烈寬慰了他一番。

　　“我倆每次見面都會互相說要注意身體，但他根本做不到。”王小烈?guī)缀跏菓阎购薜卣Z氣說，“總是作息不規(guī)律，飯也不好好吃”。

　　王小烈何嘗不理解他的身不由己：“他讀書的時候就要什么都做到最好，帶著理想和目標回國，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大年做的事情千頭萬緒，牽涉多個部門和單位，我覺得這是他壓力最大的地方。”王獻昌說。

　　正因此，黃大年成了“拼命黃郎”——成為地質宮唯一不在被“清樓”之列的人，永遠坐最晚一班航班，手術前一天還在談工作。

　　辦公室墻面上巨大的日程表更直觀地說明了主人的忙碌：赴西北地區(qū)指導地方科技建設、省內部分地區(qū)調研地方產業(yè)轉型、“千人計劃”和教育部“長江學者”評審。

　　這還不是全部。“有時候太忙了我們都來不及寫。”秘書王郁涵說。

　　日程表上的時間停止在2016年11月29日。上面潦草地標記著“第七屆教育部科技委地學與資源學部年度工作會”。那天凌晨2點,北京飛成都的最晚航班剛一落地,黃大年被急救車接走。經過簡單檢查，他逃出醫(yī)院，“因為第二天的會太重要了”。

　　回到長春,黃大年被強制做了體檢。等結果的那兩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他要抓住一切機會談工作和構想，像一個布道者。“每次一見面，不論原來主題是什么，他說不了兩句，就會開始講他的科研。我說大年啊，你有完沒完。”比黃大年高一級的學長、吉林大學原黨委副書記韓曉峰說。

　　黃大年有無限的好奇心，樂于跟專業(yè)以外的人探討合作,與機械領域專家合作物探專用無人機，與計算機專家合作地球物理大數(shù)據(jù)處理與解釋……

　　他不放過任何一個能結識有識之士的機會。神奇的是，憑著執(zhí)著和熱情，他總能打動這些人。像一個巨大的磁場，他的身邊迅速聚集了一群有著同樣追求和信念的人。

　　時間是海綿里的水，黃大年擠掉了工作以外的幾乎全部。夫人張燕常在傍晚拿著切成小塊的水果來辦公室看望幾日不得見的他，“黃老師總是說，放那兒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學生馬國慶說，雖然師母會要求看著他吃完，但經常還是無奈地走了。

　　受英國文化熏陶多年的黃大年其實是個很有生活情調的人，會拉小提琴，對美食感興趣，會提醒學生注意很多生活細節(jié)。但忙碌讓他顧不上講究。面包和烤玉米是他最常吃的食物，衣服就那么幾件，“有一次我看見他的衣服手肘那破了個洞他都沒發(fā)現(xiàn)”。王郁涵說。

　　他希望別人能跟上他的節(jié)奏。兩個助手的手機必須24小時開機，每天晚上十點后都會接到黃大年的電話。“他是個性子很急的人，我們以前也經常被他罵。”王郁涵說。

　　2010年春天的一個早上，項目進度安排會現(xiàn)場。要開會了，材料還沒交齊，人也沒到齊。

　　黃大年急了。突然，他把手機砸到地上，屏幕摔了個粉碎。王郁涵嚇了一跳，她沒見黃老師發(fā)過火。

　　“我們拿了納稅人這么多錢，就這么糊弄事兒？材料不寫，開會不按時。有沒有契約精神！”黃大年叫道。

　　事后他自己承認：“我無法忍受有人對科研進度隨意拖拉。我擔心這樣下去，中國會趕不上”。

　　他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駿馬，想跑得更快，卻由于各種原因拉不動身后那輛車。“他也有過退縮的時候，一度失去信心和方向。”王小烈說。

　　2010年7月，中組部組織“千人計劃”科學家代表到北戴河度假，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先后來探望，傾聽他們的困難，聽取他們的建議。國家的關心和鼓勵讓黃大年振奮不已，他又堅定了信心。

　　同事們也慢慢理解了他的“急躁”。“他見過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什么樣，所以他非常著急。”于平說。帶著一身本領和抱負回國，他希望能以最快速度追上去。這一代“海歸”的愛國情懷在黃大年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年少時父母的引導種下了最初的種子。“三錢”的事跡、人才發(fā)展對國家的意義、科學家對祖國的忠誠占滿了他的記憶，連畫冊、游戲都與科學知識相關。隨下放的父母輾轉多所學校，他接觸不同的知識分子，感懷于他們身處逆境的淡泊、堅毅和家國情懷。

　　不知不覺中，他也成為這樣的人。

　　原則：只看誰能干不搞你好我好

　　這樣的人，將科學放在第一位。

　　一回國，黃大年就攪動了國內學界。國土資源部科技與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高平說：“大年不講‘關系’，不搞‘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是學界的一股清流。”

　　黃大年擔任首席專家的項目經費4億多元人民幣；如何分配調度這一大筆錢，他的發(fā)言權最大。

　　項目啟動前寫規(guī)劃，有大專家掛名，卻沒來。黃大年說：“想掛名點卯，就不用來了。”開論證會，他發(fā)言不從客套開始，第一句話就講問題。

　　有機構和單位想?yún)⒓拥?。黃大年不提前通知，直接去人家實驗室和車間看，有沒有資質。

　　于平說：“我們給一個科研單位打電話，說有個項目要給他們干。對方第一反應：騙子吧。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根本不認識，就要給他們送錢？”

　　有親近專家來找他拉經費。黃大年說：“在科學上，我沒有對手，也沒有朋友。”

　　吉林大學也沒因為黃大年而多得好處。承擔著年底科研經費考核任務的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黃忠民不理解：“我找他來。說大年啊，你光給國家辦事，也得想想多給院里爭取點什么。”

　　但他說：“有些事吉林大學做不了，就要分給有本事的單位去做。”

　　“國內的科研項目基本都能通過驗收，但黃老師從來不糊弄。他一定要做出實在的成果來。” 于平說，“黃老師常跟我們說，國家給了這么大一筆錢，這么信任我們，我們要對得起這份信任。”

　　黃大年要求，設備采購貨比三家，要提交調研報告；他說“技術指標不能模棱兩可”，說不清楚他就不簽字。

　　黃大年的一個決定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項目管理要“公司化”“績效化”。

　　黃大年提出：“借鑒歐洲大公司的相關管理經驗，在總目標下，賦予相關負責人具體任務，層層抓落實、責任全覆蓋。”他從國外引入一套在線管理系統(tǒng)，把技術任務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點，他在電腦上檢查，看誰落后。

　　不少人埋怨：“我們是科學家，不是機器人！”但黃大年堅持這套辦法。后來，某科研管理部門甚至聯(lián)系吉林大學，想要這套軟件，學習黃大年辦法。

　　他不在意名利?；貒?，為了盡快推進項目進展，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劉財曾陪同黃大年拜訪財政部。“兩個小時，他都在說他在國外做的事兒，怎么把這些技術更快帶到中國，沒提一個‘錢’字”。劉財說，這讓接待他們的一位司長感慨良久。

　　但他在意自己的成果。由于是第九專項，所以每次匯報時他都是最后一個，通常有部分專家有事離開現(xiàn)場了，“他就很不高興，覺得自己的成果沒有得到重視，后來項目負責人就調整了匯報順序。”王小烈說。

　　不倦：只想把一身本領快點傳給學生

　　又是畢業(yè)季，吉林大學的校園里隨處可見拍照留念的畢業(yè)生。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周帥多么希望，那個看著他成長的“胖老頭兒”能出現(xiàn)在他的畢業(yè)照里。他多希望，“老頭兒”能再給他拍張照片。

　　不會再有了。

　　“以往答辯時，黃老師會在下面‘罩著’，我們很有底氣，可今年他卻不在了。”5月26日完成畢業(yè)論文答辯后，周帥和同學三人來到黃大年辦公室，把一束鮮花放在辦公桌上。

　　“老師，我已順利留校任教，以后一定會沿著您的道路，好好做人、做研究。”他輕聲說。

　　這是對老師最好的告慰。

　　周帥此前一連發(fā)表了5篇SCI論文。“黃老師幫我逐字逐句地審改，還幫我搜集國際學術資料，我想把老師名字署上，他卻再三拒絕了。他說：這都無所謂，你們將來出息就行。但要記住，做科研絕不是寫寫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知道他對無人機感興趣，黃大年就推薦他去北京參加無人機駕駛員考試培訓。兩個月高昂的培訓費、食宿費用和考試費，黃大年都無償資助。“當時我覺得黃老師對我真好，后來發(fā)現(xiàn)其實他對每個學生都好。”周帥說。

　　黃大年對學生是出了名的好——自討腰包給全班學生買電腦、給學生交學費、學生母親生病幫助籌款……這樣的事兒，每個學生都能說很多。

　　“他覺得培養(yǎng)人才是第一位的事。”黃忠民說。正因此，這位大科學家愿意擔任“李四光實驗班”的班主任，將他科研之外的所有時間都給學生。

　　每次出差前，他會布置學習任務，回來后查看教學清單，詢問每個人讀了哪些書、有什么啟發(fā)、還有什么問題。外出開會間隙，還要視頻答疑，通過郵件批復學生的學習筆記和讀書報告。

　　在黃大年眼中，每個學生都是一張白紙，可以自由發(fā)揮，而他負責把關。于平說，他會根據(jù)個人特點和國家需要來規(guī)劃每個學生的發(fā)展方向，只要學生把想法說出來，他就會盡量滿足。

　　在準備做手術的前兩天，晚上十二點多，博士生周文月收到了黃大年的短信。短信里說，她去劍橋交流的推薦信已經寫好了。“一定要出去，出去一定要回來；一定要出息，出息一定要報國。”周文月說，老師的叮囑她記在心里。

　　這是一種傳承。正是后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的滕吉文教授的一次講座，給了當時讀本科的黃大年國際視野，并讓他終身受益。他要像自己的恩師一樣，培養(yǎng)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追求卓越的精神。這些年，黃大年資助過26名學生出國交流和參加學術會議。

　　即使是不認識的年輕人，他也毫無保留。經常有慕名而來的青年學者來拜訪他，黃大年總是會大步走出辦公室，將他們迎進來，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我在外面急得很，因為有不少安排，但黃老師聊科學就停不下來。”王郁涵說。

　　追悼會上，20多位學生站在親友席送別老師。儀式結束后，所有學生跪倒在地。此情此景，讓多年不曾流淚的黃忠民淚流滿面。